文| 徐媛
近日，一份名为“成都手机被偷信息登记”的表格在社交媒体流传，文件中记录了百余名受害人手机被偷信息，包括手机型号、被盗时间和地点、具体经过、手机最后定位等内容。媒体报道，相关部门已注意到了上述情况，将针对具体案情进一步开展侦查工作。
据悉，这份表格是由众多手机被盗者一起将信息汇编而成，反映手机被盗者已多达百余人，涉及金额超60万元，多数都已报案。被盗手机型号多为iPhone，有人甚至在一个月内被盗两次。表格中还提醒受害人，“手机被偷后一定要报警且完成立案，这样才会有希望找回自己的手机。”
被盗手机互助群里受害者发布的多份立案通知书。
手机被盗，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切身之痛。尤其是iPhone这样的高档手机，被窃后不仅直接损失五六千元，手机里面的私人资料和重要信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去年，一篇《一部手机失窃而揭露的窃取个人信息实现资金盗取的黑色产业链》被刷屏，作者是从事10多年网络攻防工作的专业人士，在家人手机丢失后，跟偷盗者斗智斗勇，整个晚上都在挂失、解挂的循环操作中度过，但最终还是被盗刷了数千元。连身经百战的网络安全从业人员都败下阵来，手机被盗后的种种安全风险，很难不让人担忧。
而另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手机被盗后，被找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致很多人过早地放弃希望，甚至连报警这一步操作都免了。面对民众普遍的失望，警察常常有苦难言。正常情况下，没有警察不想破案，但逐个地侦查，成本太高。曾有新闻报道，也是在成都，一位事主在酒店门前丢失手机，报案后，民警顺利找回。民警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是将酒店视频监控进行逐帧分析，反复比对，锁定嫌疑人后，一边请求视频监控中心图侦组研判嫌疑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一边到周边场所进行走访，逐一调取沿街商铺的监控进行比对分析，顺线追踪。最终花了6天的时间，找到了嫌疑人的落脚处。
如果都按这样的步骤办案，手机是不愁找不回的。但失窃案件层出不穷，即便民警有破案的热情，期间要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整个执法系统恐怕难以负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一方面能够帮助失主找回意义重大的手机，另一方面又能节约社会资源，降低执法成本？成都这一百多位受害者建立的互助文档，似乎提供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解决方案。
单个的事主被盗，警察要在海量信息中捕捉线索，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小偷，谈何容易；但数百位甚至数千位手机失主的信息汇集在一起，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小偷大多是团伙作案，会以某一个地点作为主要的作案场所，得手之后往往不会收敛，而是会故技重施、重复作案。譬如之前各地公安破获手机盗窃案件中，有的专门选择演唱会盗窃，有的专门选择酒吧盗窃。现在数百名失主将信息汇集到一起，有机会让原本分散于个案的零星散乱的犯罪痕迹集中显现，为警察分析推断提供更多的依据。说不定警方可以从中找到共性的犯罪线索，将相同地点或以类似手段作案的案件串联起来，统一组织侦查。
除了手机丢失的地点外，手机最后定位的信息也很关键。新闻中，一位女士在手机丢失后，发现手机最后定位在成都市慈惠堂街34号，同警察反映后没有进展。后来她与同在派出所报案的其他受害人，前往手机最后的定位地点，还真抓到了一个涉嫌偷窃的小偷。当然这里面不乏有幸运的成分。一个人孤立的信息或许很难说明什么，但若有多个人手机最后的定位地点或移动轨迹趋同，那就很难说是巧合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盗窃者作案的目的是销赃。被盗的苹果手机，解锁之后有机会卖上数千元，但解锁不成功，就是“砖头机”，只能拆开当零件卖。所以解锁和处置被盗苹果手机，已经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这些活跃于地下的黑产链条，反过来也成为了公安办案的突破口。为了节约办案成本，针对盗窃手机类案件的侦查，公安系统由过去侦破单一案件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全链条打击、批量化破案的集群模式。大量手机的成功找回，都是靠公安的专项行动，靠将整个销赃链条连根拔起。
囿于办案成本的考量，零星手机的丢失，可能很难为地方专项行动提供动力，但成百上千的被盗信息汇集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无论从破案的可能性方面，还是维护地区治安的角度，意义就很不一样了。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一自发的互助模式，既是有效的公民自救行动，也是一次警民互动的良好示范，同时为破解社会难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借鉴：除了情绪宣泄和制造对立外，我们可以立足于共同的目的，找到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在不同人群之间达成良好合作。
其实，针对手机盗窃案的难题，一些办案人员曾建议过，建立被盗抢手机信息共享平台，综合录入被盗抢手机机身码，可方便追查、比对赃物流向，打击异地销赃。即便不能第一时间抓到小偷，也有助于在控赃环节上帮事主找回手机。希望执法部门借助民众的智慧，趁机反思工作环节，完善内部的制度建设，让事主能有更高的概率找回手机，挽回损失。
标签： 手机丢了如何用另一个手机定位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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