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第4期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第4期

　　【主持人的话】

　　 与西方式的论文相比，中国式的点评更讲究“此中有人”。如何既保持研究者的客观性，又不失爱好者之真性情，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回复中国传统的点评风格，是本论坛追求的一个“高难目标”。为达此目标，本期点评再次试验“插话”的形式，对有争议的作品，在正文的持平之论外加入“插话”——掩卷有感，意气难平，或欣喜若狂或深恶痛绝，均可在此一吐为快。然而，无论盛誉、痛诋，均须怀深情，讲道理，切忌立意不诚，徒逞口舌之快。本论坛希望藉此形式树立风格：持中正而展锋芒，以对抗而见平衡；同时，以文会友，与各方情投意合者深切交流。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自本论坛开始点评以来，《人民文学》的质量稳定性在众刊中一直是数一数二的。看得出，编者在稿件把关方面的用心。对于一家国家级的权威期刊而言，建立严格、统一、公正的选稿标准，本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却值得特别致敬。

　　第7期《人民文学》的作品也像往常一样细密厚实。不过，也像大多数期刊一样，艺术质量最高的作品往往不是头条。我们不妨倒着看起。

　　“妓女从良而不得”本是个老套的故事，但畀愚的《煲汤》（中篇）却别有动人之处。小桥是个有幻想没野心的“小姐”，遇到了肯诚心待她的已婚男人丁原，便只想一心一意守住一份普通的家居生活。她是那样地明白自己的身份，小心规矩地想坐稳“二奶”的位置，恨不得像那只京叭狗一样不惹事，让人都禁不住替她捏把汗。但就是这样卑微的愿望到头来仍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中破碎，不愿不甘的“小姐”身份，还是成为小桥无奈的自我认同；曾经可能的幸福伴随她内心的那声叹息、那点苍凉之感，如汤锅中丝丝的热气般聚集，然后散开。作者如煲汤一般，将这种努力、这种“明白”写得入细入微。在情节安排上也避开了此类题材常见的噱头，构成故事转折点的高潮看似戏剧化，却是“不得不”发生的。题目、基调与人物性格之间的鱼水相谐成就了这篇浓酽的《煲汤》。

　　温亚军的《手心手背》（中篇）可以视为对小市民行为方式的一种呈现。生命垂危的岳岚岚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准备把好丈夫吴一晗留给自己离婚的姐姐，而被岳岚岚弟弟抛弃的弟媳苗苗对吴一晗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打算。利益和伦理、义务和情感的冲突明枪暗箭地上演，任何客套在此反倒显出虚伪。作者用一副洞明世事的眼光刻画了各怀心思的女人们不同的言行做派，充分尊重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当下生活的烟火气也就出来了。小说的叙事亦不乏老到之处，只是拘泥于生活平面的写作方式妨碍了小说进一步走向深入。

　　本期的头条是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中篇）。女主人公许朝晖的身上交织了两个成长的主题：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前一个主题中，女儿兼学生的许朝晖是父亲兼老师的许校长的施教对象，家庭的困窘、父亲过高的期许和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聪颖好强的许朝晖在成长之初即遭遇重创。这一点与本年度《人民文学》第1期中李浩的《碎玻璃》有着相似的诉求，在《碎玻璃》结束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成长》的开始。在后一个主题中，许朝晖采取了不同于《碎玻璃》中徐明的反抗方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生活道路。在结构设置上，小说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在提供了一种对照的正常的成长模式的同时，也隐约地引入一个青春恋情的线索。看得出小说灌注了作者真切的情感体验，这大概也是它成为本期头条的理由之一。但有待控制的情感宣泄方式和稍嫌稚拙的叙事方式多少限制了这篇小说向更完美的艺术高峰攀援。

　　在短篇小说中，《草暖》的细节设置、《耳环》的结构安排，各有可取之处；萨娜的《你看见了什么》也努力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形而上的思考。但读这几个短篇，都有“石在崖上，只欠一推”的感觉，尤其是《草暖》，满足于那么不痛不痒的叙述，人物本身的感觉都轻浅了，小说也就失于平淡的散乱，可惜了那么精心的细节。

　　第8期《人民文学》中晓航的《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延续了《师兄的透镜》（《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聪明、睿智的风格，却显得用力均匀，避开了前者将所有“营养品”往一个人身上堆砌的毛病。作者凭借他丰盈的想像力为当下已趋封闭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物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超越时空的智慧目光，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不为凡俗生活所见的另一重境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经验，值得推荐。

　　【插话一】读《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让我再享了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独特的美妙。作者晓航想必是武侠小说和侦探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并且深通其精髓，将学术泰斗与民间学者的科学论争写得如南北武林高手的对决。“十年赌局”的迷雾，加之师兄的神秘气、师母的女巫气、师姐的谪仙气，在师弟的懒散气和“我”的世俗气的明朗视域中，既扑朔迷离又有路可通。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一旦开篇，欲罢不能，一路峰回路转，风光旖旎。在通俗小说的叙述框架下，蕴涵着青春逝去的怅惘和真理不可企及的困惑，让人在享受阅读快感之余，亦忧伤不已，难以释怀。在吸收通俗小说流行要素的基础上，小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其一是语言风格成熟一贯。小说语言极聪明，有不少是网络流行语，作者能融会贯通，即使炒烂了的网络俗套，植入本文中也如恰生在此，化腐朽为神奇。其二是浓郁的学院贵族气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自成体系，学院派、科学家的傲气充塞其间。情如父子的师生关系，非同寻常的同门情谊，更非“名门正派”出身者不可解。叙述者也不做解释通融。这份目中无人的固执张扬会使小说拒绝不少读者，却让少数会心者欣喜无限。这样的贵族气估计来自作者80年代校园生活的亲身体验，对这段魅力独具却已风情不再的校园生活的怀恋，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基调。另外，作为男性作者，晓航对女性的书写也令人拍掌。樊伊花、小万艳可惊世，行可骇俗，特别是二人舞场相会一场，传神到位，境界不俗。在我的当代文学阅读经验中，晓航的风景独一无二，也难归类属，当今文坛太需要这样个性鲜明的作家。在几年前“纯文学”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纯文学的发展不妨吸收一些传统和通俗文学的叙述技巧，在这方面，晓航的探索也或许有益。——燕君

　　【插话二】《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写得确实很聪明，但是在时下的网络小说中，灵巧机智的作品不在少数。我所忧虑的是，类似于一般的网络小说，晓航有点依赖这聪明，甚至有点炫耀。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小说的深层开拓，从而滑向通俗文学的游戏化？单就聪明来说，小说也有漏洞。比如，开头作为引子的“鱼水落花定理”架子拉得很足，后面的故事却走向了另一方向，并且再也圆不回来了。严格说来，这叫“脱靶”。飘逸的语言和恣肆的想像力，虽使小说妙趣横生，但也有随意和力软之处，顺着作者的思路阅读则罢，否则就会看出破绽，这不免让人有“漏气”之感。“鱼水落花”一词负载着作者的青春理想记忆，是全文的经脉之所在。但结构上的“漏洞”和文气上的“漏气”却使读者的情绪总是积攒不起来，难以抵达聪明故事背后的深层忧伤——这恐怕正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隋无涯

　　 鲁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中篇）想要探讨知识分子怎样向物质生活屈服，但作为本期的头条却显得分量不足。此前，阎真的《沧浪之水》已经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膝盖不得不弯的过程。与之相比，本文显得轻飘乏力。虽然小说并不缺乏营构生活气息的能力，遗憾的是时常陷入图解作者创作意图的状态。脸谱化的人物，毫无悬念的情节推进，都使小说徒然地端着一个陈旧的大架子，束手束脚的，迈不开步子。

　　陈昌平的《大闸蟹》（短篇）中的人物通过“启事”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略显荒唐倒也有点意思。东紫的《珍珠树上》（中篇）采取了呓语与写实参差的叙述笔调，只能视为一种练笔。而孙春平的《为烂杏买单》（短篇）则试图呈现男人的坚守，却像只是把类似故事中的“贞女”置换成了“贞男”，缺乏创新性。

　　《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推荐篇目：畀 愚 《煲汤》（中篇）

　　《人民文学》2004年第8期推荐篇目：晓 航 《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

　　看《收获》

　　 过桥

　　本期《收获》头条是须一瓜的中篇《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小说显出了经营荒诞的努力，在日常的环境里让一个丈夫莫名其妙地失踪，以此来考察妻子的生活。女人合欢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寻找，生活逐渐出现了非常态的变化。小说结尾揭露了丈夫失踪的真相，竟是各种猜测之外的最为寻常的车祸致死。庞大的猜疑和寻找一下子失去了着落，导致了合欢生活的突然失重，生活不期然的荒诞性和小说的荒诞意味同时出来了。须一瓜之用心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因为用心太深，小说不免主题先行，尤其是欧•亨利式的结尾，更凸显了小说结构上的预设过于明显，人工的痕迹重了些。此外，这个小说和近来须一瓜的不少小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对新闻式的故事框架的依赖。这样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新闻小说”，以类似奇闻怪事的新闻报道作为小说的生长点，在奇崛的情境中展开故事。这种构思当然可以用，也能成就佳作，但若过于倚重，究竟不是长久之计，优秀的作家更应该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能力。

　　与《穿过欲望的洒水车》过多的主观预设相比，丁伯刚的中篇《宝莲这盏灯》则更为自然和本色。作家贴着人物用力，放开了光明和陈宝莲的手脚，让他们沿着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奔突。光明的身份是暧昧的，既是儿子又是倒插门的女婿；他的性格也是矛盾的，既清高、敏感，又自卑、窝囊。陈宝莲是个泼悍的寡妇，她蛮不讲理，护犊如虎，但像许多乡村悍妇一样，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动不动与人拼命。凭着这条可怜的“烂命”，她在村内他姓强族的明欺暗压下，艰难地顶门立户，传续香火。身份和性格的复杂矛盾使他们对彼此的情感态度也暧昧难明。陈宝莲对光明既作践又依靠，光明对陈宝莲，既恐惧又佩服。“宝莲这盏灯”在烛照着光明的世界的同时，又吞噬了他生活中的所有光明。小说在写两个主人公个性之间残酷斗争的同时，还写了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残酷力量：乡间的世俗力量。这双古怪的眼睛，多少年来一直充当乡村世界里的价值标尺，总喜欢盯着那些寡妇、倒插门和绝后的人，盯得陈宝莲和光明身上一阵阵发毛，决定了他们的煎熬与挣扎是逃不掉的。这也使他们在相厌相憎的同时，又有着深层的相依相怜。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相当宽容，悲悯之情弥漫全篇，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小说细节缜密，纯朴感人。光明和陈宝莲形象饱满地站在纸上，就像我在乡村的那些邻居。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于我有着切肤之痛，这也是我推荐该篇的理由之一。

　　王松的中篇《红莓花儿开》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文革”背景下，一个小学教师利用偏见扼杀学生不合常规的奇思妙想，导致了孩子天分的萎谢，进而展示其悲惨结局。作家似乎对“文革”中教育之怪现状有所偏好，比如已经发表在《收获》上的《红风筝》、《红汞》等。但在这系列的小说中，王松有个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就是题材和结构上的重复。此外，小说也缺少必要的锤炼，以它们的内容和篇幅，汤汤水水的东西还是多了点。

　　张楚的短篇《蜂房》力图展示一种暧昧和荒诞的生活现实，但是语焉不详，力有不逮，有隔靴搔痒之感。鲁雁的短篇《桃红杏红》，构思不乏匠心，用儿童和成人视角的穿插来观察一段特殊时期的爱情，轻巧地为我们掀起了生活的一角，现出了当年的某些真相。但是两种视角穿插时不是很协调，尤其运用儿童视角时有越位之嫌。结尾也稍显程式化。

　　中短篇小说之外，本期《收获》的另一卖点是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的节选。这种介于回忆录和虚构之间的文体堪称怪异。何谓记忆文学？究竟是文学粉饰记忆，还是记忆成就文学？看来要先把这东西弄清楚才好说别的。

　　《收获 》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丁伯刚：《宝莲这盏灯》（中篇）

　　看《花城》

　　 余旸

　　本期的“从花城出发”，推出的是李傻傻的《红X》（小长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口气，描叙了“我”，沈生铁，一个离家远读的高中寄宿生被开除后的流浪生活与情感纠葛。按照所谓的类型贴签，小说应该属于最近时尚的“霍尔顿式叛逆成长小说”。不可否认，这篇小说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确有血缘关系，但结构上的局部雷同，细节上的微妙逼似，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与《麦》相比，霍的流浪仅维持三天，沈的悬浮却坚持了一年之多。霍走出校门，感受到的是成人世界的丑恶，而沈租屋漂游，一边为生存努力挣扎，一边却又迷失在情爱的旋涡里。对待周围的世界，霍一直是讥嘲的，反抗的，而沈似乎顺遂一切，体验青春情感旋转的万花筒。比之当代的成长小说，在他这里，青春复活了，似乎伦理道德的栅栏从来就不存在，欲望压抑的闸门也被轻易拆除，一切顺着感觉泥沙俱下，欲望飞纵，青春滥觞，但是爱情往往受挫，生活又因为寻找不到方向而趋于混乱，迷茫。

　　应该说，作者野心颇大，力图包容少年生活的所有复杂面相，折射青春情感上的一切纹理，但由于经营不善，锤炼不力，犯了长篇小说结构松散的大忌，导致议题太多，枝蔓横生。许多枝节没有伸展进小说的主干之中，提升小说的深度意境，反而叉生在字里行间，使小说完全流于散文。具体到语言与叙述，小说具有所谓“80年代后”新锐作品的共同优点和常见通病：一方面，语言勃有才气，叙述流畅，奇句妙思不时溢出；另一方面，过于花巧的语言有时反伤害到情调，破坏了氛围，而叙述的语气又时强时弱，不能一以贯之：一时气势很足，汪洋恣肆；一时笔力却弱，语气勉强。看得出，作者在写男女之间的性爱、少年大喜大怒的心态上特别顺手，写偷盗暴力、写遗世孤立的心态也很熟稔，但语言过于成熟，语气反近似成人。而当笔锋触及生活其他方面，描写就显得粗疏稚嫩，倒露出少年人的怯气。显然，语言、经验、与人物身份之间的合理分寸，作者还是不能很好把握。

　　 北方的《谁比谁美丽》（中篇）题材触及的是比较时髦的话题，描写了南方某城的出台小姐——一群特殊场所里特殊人物的生活。作者的笔力，集中在这些性格各异，背景完全不同的女孩在出台接客过程中的情感经历，也涉及到了她们从妓前的身世。作者的叙述平实，语言的铺垫严实细密。但是人物众多，铺叙太大，却不深入；故事几乎单线叙述，碰撞太少；对人性，力图描写出灰败处境中的光点却力有不逮，导致出场人物面目模糊，性格粗淡，只留下了几根事件的肋骨。

　　 张梅的《文绣之今生前世》（短篇），迷恋于叙述技巧所造成的现实与历史的混合效果，内容而言倒在其次。扮演文绣的姑娘小凤和文绣的幽魂之间展开对话，而同时，《末代皇帝》剧组里的上镜演员，都混淆了戏剧与舞台之间的间隔，从而张梅把电视拍摄之间的闹剧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纠葛混融一片。作者似乎更着迷于语言的迷幻效果，而人物的深层矛盾反没纵深切入。不过也有可能，这篇小说探索的就是叙述上的技巧。

　　 在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纷纷离弃自己的“先锋”风格，回归平实叙事的时候，墨白一直坚持过去那种“先锋”的写法。这期《花城》上墨白的《影子》（短篇）有着他一贯的风格。这篇小说，近似北村早期的唐城系列，故事破碎，人物不是木讷，便是谵妄，且关系含混神秘。而在这么短的篇幅里，作者力图容纳形而上的意念，自然有些捉襟见肘，导致的结果正如题目暗示的，主题陷入重重阴影之中，含混不清。且语言艰涩，更是妨碍阅读的深入。

　　压尾的小说，是王祥夫的《一丝不挂》（短篇），题目固然色情醒目，开头复仇的火药也够浓重，但是在故事推进之中，读者提起的重心却失足了，落空了。结尾尽管还在继续，但已经近似一则闹闻，失去了意义。当然，作家的文字还是周详细致，细节也波折起伏，但主题深度开掘不够，如同清水一潭，仅闻水响，不见鱼跃。

　　《花城》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

　　 云雷

　　如上期一样，本期《当代》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不知是否凑巧，这两部小说的作者王刚和王海鸰都是当红的影视编剧。“影视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这个话题，想避都避不开了。

　　王刚的《英格力士》（长篇）篇名为“English”的音译，小说原名即“英语”。小说写的是一个70年代中国少年成长过程中遭遇“文明”的经历，“英语”就象征着文明。小说描写的地点在新疆，但并不强调传奇性或地方色彩，而是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抒情性。作品塑造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讲究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王亚军，美丽的阿吉泰，在时代转换与感情的挣扎中的“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一同成长但性格不同的黄旭升、李垃圾等等。其中最引人的形象是来自上海的英语教师王亚军，他的悲剧命运也象征着文明与知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命运。而少年“我”对王亚军的追随，则将青春的叛逆与对“文明”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以一个英语教师和一本英语词典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象征，在今天“第三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或许显得一厢情愿，但却极其鲜明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想像。

　　如果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出了“京城”里“大院子弟们”青春期特有的“阳光灿烂”，《英格力士》则写出了身居偏远“外地”的知识分子后代们的压抑和渴求。相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内部参考资料”的“红色贵族”们，“我”的渴盼显得那么简单、正统——竟是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但却更贴近那个时代广大平民的处境和心态，从而引起更普遍的共鸣。在艺术上，《动物凶猛》更加元气淋漓，而这部小说气韵稍嫌不足，结构上也颇多枝蔓。看得出，作为“非职业”的小说作家，作者在技术上还不够全面圆熟。不过，“业余性”却成就了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经验真切，纯朴感人。独到的意蕴与气质，使之堪称一部力作。

　　《英格力士》是王刚在创作了《甲方乙方》等流行影视剧之后的“回头之作”，他有意地避开影视剧的影响，力图创作一部“纯正”的小说。这样的努力已经被小说实践所证明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多年影视剧创作对作者影响，比如，小说在场面描写上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结构安排上的“小节”也能看出分镜头剧本的影子。总的来说，对影视创作技法有意无意的借鉴使小说具有了新鲜的表达方法，至少未造成大的伤害。

　　对照之下，《中国式离婚》更显出典型的“影视同期书”特征。作品抓住了中年情感中的热点问题，折射出了当下都市男女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一些新变化，这是它作为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但作为小说，其独特艺术性却深受侵蚀。以“小说的艺术”论，《中国式的离婚》的主题过于“大众化”，情节安排上也完全按照长篇电视剧的“套路”，故事拖沓，细节繁琐，有的情节过于巧合，转换与衔接也显突兀，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明显看出由电视剧改编成小说的痕迹。

　　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出，问题不在于影视创作对小说有无影响，而在于作者能否将这种影响的有益因素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中，以及是否将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予以尊重。

　　中短篇小说中，范小青的《科长》（短篇）写的是几个人物对科长职位患得患失的故事。题材虽不新鲜，但絮语式的风格使小说具有一种细致的魅力，在娓娓道来中描绘出了人情世态。其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一般小说的叙事常规，开头是两千字左右的议论，从议论转入故事的描写后，先是围绕着退休的科长贵和生展开，在不知不觉中又将笔墨集中于现任科长老阎，故事的最后，笔锋一转，却以原先的次要角色冯大军结尾，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中，留下了不尽的余味。

　　巴桥的《丹萍的世界》（短篇）写的是一个女孩不承认其继父的故事。小说有一种执拗的力量不断向前推进，这种执拗既来自于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于叙述者。人物的刻画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把握，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张锐强的《枪王》（中篇），描写了父子两代枪王的故事，小说具有传奇色彩，悬念的设置也很吸引人，但关于是否应当杀人的伦理焦虑未能深入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力度。

　　《当代》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 王刚《英格力士》（长篇）

　　范小青：《科长》（短篇）

　　看《十月》

　　 卢燕娟

　　《十月》素以中篇见长，但本期出彩的是短篇，尤其是一直保持了较高质量的“小说新干线”栏目，为刊物增添了不少亮点。

　　本期该栏目推出的是杨怡芬的《金地》和《珠片》。正如责编在篇末评论中所说，两篇小说写的分别是“良母” 和 “贤妻”。不过更准确地说，小说挖掘的是社会转型期“良母”和“贤妻”的新悲剧。《珠片》写出了现代科层体制下升迁的压力，妻子为了帮助已到中年的丈夫升任“中层干部”，“自觉”地出卖了自己。《金地》则体现了对城乡关系新的思考：为儿子的成长付出了一切的乡村母亲，在儿子进入城市谋生后，还要拖着老弱之躯继续付出。儿子也不是没有良心的劫掠者，但依靠正当诚实的工作却很难在城里获得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娶妻生子、赡养父母，最后竟被逼到做男妓的地步，伤透了慈母的心。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情绪氛围的营造。萦绕《金地》的情绪是委屈，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物，每个人都为所爱的亲人竭尽全力甚至牺牲尊严，结果却是无奈。每个人在小说中都是委屈的，都是需要安慰而没有安慰的。小说以冷静的笔调让这种委屈的感觉贯穿始末，却终不浮出水面，情绪因为表达得含蓄而留下了回味的空间。相比之下，把情绪营造得更加不动声色的是《珠片》。小说写得很悲哀，这种深重到不可回忆、不可触碰的悲哀，如冰凉的雾，弥漫全篇，只从那些“不经意”的细节间传达出来。比如小说开头出现的那个神秘女人，她的泪水，在小说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每个人在转过身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次痛哭呢？

　　肖克凡的中篇《一三五年的真相》被作为“第一阅读”推出。作者在其擅长的“津味”的基础上，通过对时间的经营和对悬念伏笔的运用，使小说在情节层面上具备了一定的张力。同时，对“历史”和“真相” 关系的玩味，也带有某种哲学意味。但是，这种本该成为深涵其中、如盐入水的味道，却被作者在每一条线索的安排中直露地表现了出来，这就使小说在前半片陈旧的民俗小说和后半片直露的先锋追求之间留下了明显的断裂，呈现出民俗小说、先锋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杂糅，正是这种混杂使作者超越自己的努力没有成功。

　　陈中华《七月黄》（中篇）、季栋梁的二题（短篇）写了相近的主题：最底层的农民生活的艰辛。但是相比之下，《七月黄》停留在单纯的事件的控诉上，作者笔端所流露出的正义感和良知比小说本身更值得我们称赞；《水窖》则较深入地写出人物内心微漠而苍凉的钝痛，卑微而执著的希望，虽有不够圆熟之处，但因致力于刻画人物而获得了生命力。

　　强雯的短篇《出局》，对人物的心理和情绪有真实而含蓄的描写。老猫的中篇《闲人的爱情》，似乎要表达在欲望的诱惑中对真爱的坚守，但轻易的妥协使其显得虚伪而矫情。而徐名涛的中篇《远山一是一片秋色》的情节与细节都没有生活基础，语言也略显陈旧。

　　《十月》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杨怡芬：《金地》（短篇）

　　杨怡芬：《珠片》（短篇）

　　看《钟山》

　　 王颖

　　一份刊物的突破需作品的强有力支持，此番《钟山》找到了苏炜，并连续两期以“头条”的规格重推。《米调》（中篇）之气显然接着《迷谷》的磅礴而来，作品依然沉郁浑厚，复杂多义。《迷谷》没有正面触及的“文革”细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作者对米调这个“切•格瓦拉”式人物的塑造，满含怀旧的激情和诗意。苏炜讲述故事的手法虽然老式，但很老实。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使到今天传统的仍然是好看的，好故事一定在写人。苏炜就像个对传统叙事策略得心应手的“说书人”，在迂回曲折、波澜暗涌的行进中将传奇的米调塑造得丰富立体。因此，小说提供的精神向度比《迷谷》更深。米调像一匹“黑骏马”般始终追寻着一种现在已消失的情怀，凭内心一直涌动着的强大意志支持着他的信仰。结尾处米调对作为理想和爱情双重隐喻的“罗布泊”从喃喃自语到抽搐大吼，除了缅怀生命历尽沧桑后的失落之痛外，也显示了他所积蓄的蓬勃不倒的力量。《米调》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全在人物强大的精神追求。这种追寻理想主义的激情，放在80年代不出奇，但在当下所谓“小人文学”充斥文坛的环境中却难能可贵。

　　苏炜的两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作品含量与作家能量成正比。虽然用现代小说的尺度衡量，《米调》显得不够收敛。叙述多随意，结构不够凝练，使得情节未能跟上人物强烈的精神紧张度一起向前冲，原本能一气呵成的厚重深邃被冲淡了。苏炜喜欢讲道理，固然许多问题都有对应现世困惑的当下意义，诸如狼性与人性，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等，同时也展现了自己对知识、哲学、人生的思考与积淀。这对于长篇的容量或许可行，但作为中篇结构的《米调》，频频让人物以漫谈式的节奏做大师议论就有问题。给人物一些留白是否能给读者更好的想像空间？作者拉不开与叙述者的距离，任由情感自我奔腾，对青春、革命激情的宣泄缺乏克制，都是“新时期”小说的通病，可见苏炜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文学表述中。

　　《十二夜》（中篇）的作者徐虹曾在《钟山》发表过《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延续了《我》试图诊断爱欲开出两性药方的主题，《十》描述了两性婚恋痴缠、博弈的状态。然而《十》虽比《我》易读，开掘度却浅。它用了一个十分通俗言情的外壳包裹城市男女的“小爱小恨”。可作品定位只止于此么？小说固然可以写得“轻”，却应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不是飘飘然轻描淡写而过。一开始我们还看到作者想抓住当下生活某一个点切入的努力，但似乎写着写着就反被故事牵着走而忘了最初旨意，它在剖析女性自身孤绝摇摆尴尬的境地上显然用不上力，通俗只能由外壳变为实质。

　　虽然叙述都有些“平”或者说老套，《十二夜》和黎小鸣的《天上的眼睛》（中篇）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让我们读过后还能有一些温婉的感喟，而叶舟《＜告密史＞及其作者之死＝（中篇）却过度追求波澜起伏的戏剧化效果，使得内容和它的标题一样虽然花里胡哨，却极其失败。

　　黄玲《纸房子》（中篇）拥有一些属于女性作者精微的敏感与诗意。它提供的异族风情若单独摘出看，也不乏迷人处，但结构和形式的不成熟大大折损了她力图表述的成长之痛。

　　短篇中“名家新作”这次选用了於梨华的《寻找老伴》，是名家的平和淡然，功力圆润。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阅历都体现在一个个清泉般温润流淌着的细节中，其语言也比严歌苓的《小顾艳情》要熨贴会心许多，可惜有些老套的故事框架遮盖了它质感上的优雅。范小青《李书常先生雅正》和孙方友《＜小镇人物＞四题》淡而少味，虽圆熟却平庸。任晓雯的《阳间》素净，但太单薄。作家艾伟的水平一直堪称稳定，这次却没好好写。《菊花之刀》试图找一个新奇的角度写人性，但新奇得怪异，加上故事本身的别扭和文气的装腔作势，使《菊》仅成为一场个人的文字操练。没意思尚不算最坏，格调低俗实不可忍，王手的《和教唆犯在一起》即如此。

　　《钟山》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苏炜《米调》（中篇）

　　看《大家》

　　 晓南

　　 本期《大家》，虽有张炜、陈丹燕等“大家”的捧场支持，却少见力作。

　　 喜爱《古船》、《九月寓言》中张炜风格的读者，恐怕会对这篇《丰姿绰约的年代》（中篇）感到失望。张炜小说一贯以抒情味道浓厚的知识分子语言见长，而这一篇铅华洗尽之后，颜色便黯淡了许多。令人不禁怀疑，张炜的小说语言除去了抒情还有什么？小说的内容也老旧无奇，以家族人物来一则一则讲故事的手法，颇类《民间文学选刊》中登载的那些民间传奇故事。张炜在这篇小说里，似乎刻意规避自己早已形成的风格，无论是语言还是叙事，都竭力贴进民间、取消深度。他对自己语言改造的下手之狠，让人想起“文革”中那些按“指示”改造自己语言的作家，在将语言从“贵族化”向“平民化”靠拢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

　　 “小说新杰作”栏目中推出的纳西族作家木丽春的中篇《情死部落的女人》，以奇异浓丽的民族风情吸引着读者猎奇的眼光。浓厚的纳西族传奇色彩固然是全篇的亮点，但拿去了它，也就没有其他出彩之处了。武永宝的《西部国风》（中篇），也以浓烈的西部风情，讲述了一群解放前黄河 “筏子客”的传奇故事。故事的讲述与观念仍停留于八十年代的水平上，显得陈旧而缺乏新意。

　　 “新青年”栏目中推出的格格的长篇《活着的理由》，将城市与乡村的对抗，具体化为两辈人、两对人城乡婚姻的对比，包裹以固执的婆婆棒打门第悬殊之鸳鸯的老故事。小说中城市与乡村价值观的对立抗争与融合，并没有更新的见解和独到的发现。将俗套的言情故事放在时尚的“非典”背景下来讲述，有如一个装满了旧酒的花哨瓶子。小说在语言上也缺乏必要的节制，过多的抒情令长篇显得水分过多。

　　 一直疑惑于《大家》给“新散文长构”、“跨文体写作”、“非虚构作品”安放这些新名词的同时，给这些名下的作品归类的依据是什么？也许是面对散文小说化和小说散文化的新趋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新对策？但从阅读上，读者并没发觉这三类标题之下的作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总之，本期《大家》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题材陈旧且缺乏对题材意蕴的提炼与挖掘。内容上缺乏细节的支撑，也就导致了思想张力的缺失。另一方面，又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语言上缺乏节制的毛病。“错把干瘪当素淡”固然不好，“错把繁冗当丰赡”就更不对了。

　　《大家》2004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

　　 隋无涯

　　第7期《山花》总体实力较强，大多写得比较密实。本论坛重点推荐两篇，即孙惠芬的《狗皮袖筒》（短篇）与何文的《老爸贵干》（短篇）。

　　《狗皮袖筒》写在外务工的吉宽大雪天回乡，在温暖的“二妹子小馆”吃顿手擀面，然后再回到自己无人的、冰冷的家，写冷、写暖，似乎每一分都可感；写言行、写思绪，来回往复，切换自然，毫不漫散。像一碗手擀面，每一口都十分劲道。写性的诱惑，毫无暧昧，既不躲闪也不故意展览。小说中的吉宽、吉久兄弟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小人物中的英雄，也不是委琐的小人物——作者非常真切地勾勒出他们的那一点点需求、欲望和理想。“狗皮袖筒”所象征的，不仅是母爱这么常见的主题，而更是支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生活下去的、贴近胸口的那一点暖。狗皮袖筒是用来取暖的，而整篇小说也浸透了冷/暖这一主题或曰氛围。作家对人性的这份细微体察和准确表达，可以让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的读者产生共鸣。至此，可谓专于小而成于大。小说的后半段，作者似乎不满足于这点“小”，而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勾勒务工农民的生活，但引入的情节和细节，有些突兀生硬，多少有些破坏了那份难得的自然。

　　《老爸贵干》通篇以一个不好好学习、眼看就要成为小混混的少年之视角而展开，经过提炼了的青少年语言和贵州方言有一种语言的韧性而又明白好懂，它们慢慢推进着一个富有情节和叙事双重张力的故事。小说开头“入戏”很快，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接下来的语言也十分洗练，有的段落甚至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每一句话都传达一个新的信息，没有一句可有可无的废话。通常小说中需要读者一目十行“跳过去”的那种自恋式的、自以为微言大义或自以为情绪饱满的枝蔓，在这篇小说里都被压缩到了极限。有趣的是，小说作者年届半百，以少年视角行文却毫不滞塞，也没有露出马脚的地方，用力颇深，读者看到的却只是一片自然之态。乍一看，还真以为是一位少年在写作呢，但这“自然之态”又分明嵌入了作为长辈的作者之价值立场——在3/4的篇幅里，这种立场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悄悄渗透到故事中来。然而可惜的又是结尾，过于仓促，过于简单。作者似乎习惯于前面的推进速度，到后面刹不住车了，没有来得及把苦苦营造的氛围凝成一只敲打读者情感或思维的锤子，就草草驶向终点。

　　徐则臣《失声》（短篇）也值得一看，语言相当老道，用词造句显见锤炼之功，尤其是开头，言简而意远，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勾起了许多阅读期待，但是它所蕴涵的丰富可能却逐渐凝固为一个有点老套的故事。我们总希望魔术师的斗篷下能变出点我们未曾想到的东西，但如果竟然又是糖果啊、鸽子啊什么的，自然不免会有些失望。其实直到最后一页都还有机会，可是尾巴仍然嫌软，没能完成本来可能实现的一跃。

　　借用围棋的说法，以上几篇，或胜或负，都是到官子阶段才见分晓，而以下几篇，则是中盘负的局面了：本期的中篇小说，吕志青的《裸奔调查或青蛙时刻》（中篇）不乏优点，但是行文有些拖沓，而且形而上的哲思夹杂了形而下的噱头，总之，文字和蕴义都还缺了一点必要的锤炼。李月锋《中间的门》（短篇）想营造一点博尔赫斯式的玄妙，然而笔触却有点笨拙，无法轻灵地舞蹈。徐琐荣《上个世纪的守夜郎》（短篇）想以散淡自然取胜，然而它不仅是淡，而且寡味，换句话说，是真“淡”而不是艺术的“淡”。薛荣《万有引力定律》（短篇）把人类简单地等同于物，自以为参破了人类社会之万有引力的玄机，殊不知这正是无视和取消了人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正是小说乃至文学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徐小斌《秋瑾的东瀛之旅》（短篇）像是在写历史电视剧脚本的片段，而且拿腔捏调的，端着一副莫名的架子，目的似乎是想使历史人物增添庄肃之气，效果却是把死人写得更死。

　　也许是因为《山花》喜欢把题材或文风相近的作品辑在同一期刊物上，所以总体质量的起伏也比较大。第8期较之第7期，逊色许多。

　　作为头条的刁斗《出处》（中篇）一上来就陷入语言自恋，废话连篇，并无微言大义，也无足够的张力。可能此类作品都有这样一个派头：觉得自己随便写点什么就能点石成金，但这只是幻觉，石头仍然是石头，而且散乱一地。现代小说的“语言狂欢”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它要求以非凡的功力使每个语言单位都具有自己的能量。功力和努力都不够，而想模仿狂欢节，就好比一群拉来的伕子在街上僵硬地、毫无表情地乱蹦，怎么看也没有狂欢节的味道。随后讲述的几个故事及其结构安排颇见匠心，但已经无法挽回语言放纵所遭致的败局。

　　刘庆邦《麦子》（短篇）中，种在酒店外面花坛里的、家乡带来的麦子，象征着打工妹建敏心中仅有的一点理想，以及这理想之光的湮灭，这种立意有点像《狗皮袖筒》，但是失之太浅、太露、太硬，没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持。

　　何小竹《做梦公司》（短篇）和马炜《肿胀》（短篇）都是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前者太散漫，大概以为仅凭理念就能吸引读者，缺乏耐心的营造；后者的虚幻有些无根，它一路飘荡着，想寻找一个好的落脚点，但是并未找到。

　　此外还有一篇戏说历史的小说，庄与谐都不到位，不提也罢。

　　《山花》2004年第7期推荐篇目：孙惠芬：《狗皮袖筒》（短篇小说）

　　何文：《老爸贵干》（短篇小说）

　　《山花》2004年第8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萌芽》

　　徐妍

　　2004年第7期的《萌芽》的阵容大有三足鼎立之势。“恐怖小说”、“浪漫小说”与“酷酷小说”既呈现了“80后”内部写作的差异性，也泄露了《萌芽》始终存在的犹疑：文学与市场之间的冲突如何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主打栏目对于编选作品文学质量的举棋不定，而且表现在编选者对于“80后”未来走向的观望态度。

　　“小说家族”重点推出的是蔡骏的中篇小说《迷香》。相对于“80后”对忧伤的推崇与纵容，上海写手蔡骏则表现出透骨的冷静和理性。不知道蔡骏是否一出道就想成为“恐怖高手”，反正他的恐怖小说的人气指数一路飙升。本期的《迷香》讲述的是一个复仇故事的主题，有些老套。不过，它的情节设计确有令人着迷之处。它开篇设置悬念，由悬念牵引出一个个恐怖的谜团，然后如同剥笋，外壳层层去掉，现出真相。整个情节设计虽然重复着悬念小说的套路，但它将武侠小说的复仇主题、侦探小说的逻辑推理以及CS游戏的现代战争画面组合在一起，不能不惊叹“80后”的非凡的模仿力。尤其，叙述者对冰冷残忍的气氛的控制和把玩，才是它的看点。恨、报复、复仇、暗杀、死亡、恐惧、后怕等恐怖小说的构成要素与小说中的积雪一道漫天飞舞、难以消融。小说的叙述空间处处渗透着令人惊悚的冷，但叙述者却如同品尝如麻辣烫一样感到好爽。这不禁让我疑惑：“80后”叙述者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们在没有心灵与情感的温度下处之泰然地与欲望下的杀手同谋？他们又是怎样的心理，使得他们在人物的鲜血绽放中感到酣畅淋漓？

　　 “长篇选载”栏目本期入选的是“80后”当红写手易术的《再见萤火虫》。本期《萌芽》选自其第一章《烟花般的生活》。它以“80后”文学青年小康为叙述者，开始了成长过程中的对于自身的问询：平淡的日子如何才能如烟花一样璀璨？可以看出，它是“80后”对于郭敬明等忧伤主题的加盟和延续。不过，当忧伤已经游离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越来越依凭域外的引进设备而坠入夸张的时尚浪漫写作时，是否意味着被“80后”与市场联手打造的浪漫“经典”已经奄奄一息而应该就此打住？

　　刊中刊《amazing》自本期开辟了“少年小说”专栏。“不良少年作家”领军人物李海洋的长篇小说《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一）被配以醒目的编者按隆重登场。据编者按称，少年小说栏目旨在展现“80后”热血和励志的少年形象。如果从这一编选意图出发，《少年》显然有负重托。作者李海洋既然甘愿成为王小波门下一少年“走狗”，便有意地模仿起王小波语言的反讽。只是模仿语言是容易的，但王小波内心痛苦的理想却难以抵达。结果，如查必良等“酷酷一族”在颠覆了传统意义的少年理想之后，依然流露出茫然的目光。

　　除了重点推出的三篇小说，本期还有两个短篇不妨一看。“小说家族”中高伟的《一段时间》充溢着燥热、窒息的气氛。高考前的一段时间在小说中被描述为对于青春生命的巨大压迫。但它的情节有些凌乱，人物也模糊不清，如生手驾车上路，心理紧张得左顾右盼，却反而行驶缓慢。“镜子的另一边”echo的《嫉妒》构思精巧，在对比性结构中剖析人性深处，给人一种震撼感。遗憾的是故事巧合处太多，有一种强迫人物就范主题之嫌。

　　2004年第8期《萌芽》即使只有一篇阿莱的《安家子》（短篇）也足以给我带来欣喜，虽然它并没有位居“小说家族”的领衔位置。这倒不是说《安家子》在“80后”作品中艺术手法多么高超，人物形象如何具有前卫的突破性，而只是因为它回到了“80后”久违了的小说原点：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尤其，它复现了小说应该具有的温暖感和疼痛感。

　　《安家子》讲述的是一位并不美丽的女孩安西奈在青春叛逆期如何对抗一张俊脸的兄长安东奈无所不在的光环的压迫。少女成长在光环的巨大荫庇下，按照常理，似乎应该是件幸运的事情。但《安家子》偏要从另一条构思路径透视光环的本质。在《安家子》中，光环的庇护并非来自人心自然的深切关爱，而是来自人性深处难以抗拒的重重烟雾。于是，整个小说一直潜藏着一种尖锐的矛盾张力。加上光环的获得者安东奈始终对于光环的本质浑然不觉，更给我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联想：故事中的光环可否理解为一种象征性存在？是否直接指向真伪难辨、充满了现代荒谬感的虚假幸福？

　　不过，《安家子》没有沿着形而上之路前行，它实际上退后一步，回返到成长小说的道路上。在虚假光环的压迫下，安西奈非但没有妥协或幻灭，没有作践自己，反而意志力更加坚强、学会了对于他人的体谅与体贴。这是少女安西奈的美丽动人之处。

　　与阿莱的《安家子》同居“小说家族”栏目的还有两个短篇张翔森的《任逍遥》和末末姜的《翅膀静静地》。从标题就可以判断，它们都渴望飞翔。不同的是《任逍遥》中两位反叛的少年在短暂的逍遥之后还是回到了“三重门”的轨道上；《翅膀静静地》的优秀少年只能让一份情感消散于电话的盲音里。它们都具有局部的感动力量，但从整体来说，笔法还是稚嫩。

　　本期的“长篇选载”和刊中刊《amazing》的“少年小说”继续分别选载易术的《再见萤火虫》（二）和李海洋的《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二）。前者逐渐从忧伤中自拔，开始崇拜“酷酷”；后者自以为确立了少年的“混混”理想，却还是徒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这也是“80后”所置身的生命悖论。

　　此外，“镜子的另一边”echo的《傲慢》和陈×的星座小说《最差表演》只给我留下苍白的记忆。不过，这也是一个提醒：“80后”的想像力再丰富，也还是有一个边界，还是要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基点。

　　《萌芽》2004年第7期推荐篇目：《迷香》（中篇）

　　《萌芽》2004年第8期推荐篇目：《安家子》（短篇）

　　看《上海文学》

　　 燕君

　　相对于文学期刊普遍稿荒的现状，第7期《上海文学》的阵容可以说是太豪华了。这倒不是说它云集了苏童、王安忆、朱天文、石舒清、残雪、严歌苓、红柯等海内外华文写作高手和风格鲜明的新秀，而在于他们贡献的基本是精心之作。编者也庄重而骄傲地将这期刊物命名为“小说创作特大号”，称之为“星光灿烂”。不过，比起十几年前各抱“野心”的专号，该特大号明显的无主题，所谓“特大”，只是“集锦”。“集锦”即“特大”，正映出当代创作整体的贫乏和荒凉。

　　“创造”栏目居首的是王安忆，不过，《临淮关》（中篇）在她的近期创作中只能算一般。那个身在小城镇心向“大上海”、无论被命运推到何处都能尽量把日子过好的小女人形象，虽然于平淡中见醒目，但显得没有来路。站在不断“上山下乡”、普遍迷惘慌乱的人流里，她的姿态和心态都过于笃定了。这样的女孩子只能是今天阅尽沧桑的作家按理想演绎出来的，不可能是那个时代土生土长出来的。以过去的故事演证今天的生活逻辑，是王安忆这几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看来，她还是没有走出她的创作“瓶颈”。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严歌苓的《小顾艳情》（中篇）上。小说的基本语境存在着“时代谬误”：劳动人民出身的小顾，在知识分子丈夫面前的那份骨子里的自卑是源于今天的生活秩序，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里，这样的自卑不是没有，但没有这么深切绝对。作家为什么不把故事放在今天的时代背景里来讲呢？当然，如果去掉“文革”背景，一些有趣的情节就无从落笔了。作品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作家去国多年，过去的记忆已经模糊，而今天大陆生活的经验又不足。如果说作者意在写一个“超时代”的女性故事，那种一笔一划的写实笔法又实在未能营造出一种“超时代”的艺术氛围。若以写实的标准来衡量，除“时代真实感”不足外，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缺点是缺乏经验细节的支撑。比如，小说总是说小顾吵架的技艺多么高超，但仅限于效果描述，没有让她真吵一次，这就使人物不能自己生根，仍是作者手中的木偶。

　　真正让人感到惊喜的是朱天文的《釉下蓝》（短篇）。虽然单纯地从小说艺术论，这篇小说有毛病，主要是太贴近作家“实况”，更像一篇“告解”。但是，作品开掘得深，那种剖心至泣血、惜墨到吝啬的严肃和严谨，实在值得写作越来越轻松愉快的大陆名作家们借鉴学习。不过自非“朱迷”，知之不深，此处点评，特请王颖插话。

　　【插话】《釉下蓝》原发于2002年12月《自由时报》副刊，因文中可以觅出太多作者的影子，更像是她对自身写作及人生理念的一个剖白。朱天文于开篇明宗旨，“这是篇告解文”。作品虽短含义却深。其一，对写作。她以“釉下蓝” 隐喻写作的突破，以抗拒无边的焦虑。写作在她，是用血肉之躯抵抗时间和所有流逝，挽留在现实的进攻下已不断失去阵地的信念体系。而“上帝把炼金士变作了陶匠”的隐喻，恰恰应对王德威以前封给她“文字炼金术”的评价。其二，对生命。“猫人”对应一个人（无一点社会关系，就像透明人与世不存，被踢去乌何有之乡）孤绝的生活状态。朱天文直击现实的同时，始终在与自己心中强大的孤绝搏斗。她对一个人的内心竟能开掘到如此深，于众人面前呈现一条隧道，她领我们走到生命无计可回避的孤绝。其三，对时世。她冷眼见识到存在的困境，身处“新新人类”当道文字贬值的综艺世代，直等着被现实狠狠扣一盆灰头土脸，但她仍不肯妥协一分。“郊寒岛瘦”的语势不仅未减反而日渐疯魔，文字精省只为锤炼锋芒更刀刀见血。将语言砍伐到极限追问到极限，是怕来不及，还是满满的焦虑都堆到嘴边了不忍不发言？让人想到古语“来日大难，口噪唇干”。放在大陆语境中，《釉下蓝》显得太“异”。当然，没有故事，语言极度内倾，喜欢的人看作特色不喜欢的人斥作坏处。幸她如今已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从《釉下蓝》窥一而知全豹，她凭对这个世界的吸收量，开了我们的眼界。——王颖

　　“月月小说”推出的是苏童的《私宴》和《堂兄弟》。两个短篇都堪称精品，在苏童的近期创作中也属“上品”。苏童的叙述功夫无话可说，如苏绣般精致细密。吴义勤先生在随附的评论中称更喜欢《堂兄弟》的松弛自如，我则更喜欢《私宴》的紧张悲怆，因为刻有苏童特有的浓艳和华丽。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读这样的小说如吃秋后的螃蟹，丰肥腻润，满口膏粱。

　　此外，石舒清、残雪、红柯的小说都能体现各自的特点，篇幅所限，不再多说。

　　相比起第7期的“精品集锦”，第8期“创造”栏目的“东西南北小说展”多少有点像一个四方采风的大拼盘。几篇小说都没有跑题，努力展现着各地域的文化风情，但篇篇有命题作文的味道。据编者称，这两期《上海文学》的主题是早就策划好的。这样的安排有利有弊。利就不说了，其弊在于不同主题作家阵容水平不一，甚或约稿质量不高也不好意思不用，致使刊物水准忽上忽下，不够稳定。

　　本期“希望”栏目发表的是“80后”女作家张悦然的《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短篇）。22岁的张悦然最近在几家大型刊物同时发表作品，俨然一颗骤然升起的新星。小说读完后让人感到一种瘆人的冷——不是主题手法的深刻冷静，而是花季少女为何要“装冷作酷”的怪异。大概以“冷酷”为通行证，一切突破伦常的奇行异状就方便出场了。此前，“希望”栏目曾推出一位“80后”作家刘律廷（2004年第3期），她的《菩萨》也写冷酷，但她笔下的冷酷显然有其苦难的童年经验做底子，虽笔法稚嫩，却透露出一种萧红《生死场》般的疼痛。而张悦然的冷酷不能给人以任何真切感，却无所不用其极，加之位于篇首的妙龄少女的玉照，让人很难不想起，当年“70后”作家在转向“美女作家”的过程中，一些女作家是如何地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些策划者又是如何前呼后拥地诱导其大胆前行的。权威期刊的新人栏目将直接影响未来作者的创作风格，以这样的作品为“希望”，中国文学的前途令人担忧。

　　在连续读了几篇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后，我多少产生点“较劲儿”的感觉：看你下次还能如何震撼我。这次我又输了。《华家岭》和《黑眼睛》写极度的困境中人性的恶与善，再次冲破了我的心理边界。尤其那个饿死的孩子死后闭不上的黑眼睛，令人挥之不去，心神难安。除了再次致敬，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下期的“人世间”栏目仍然是我对《上海文学》最大的期待。

　　本期的“月月小说”推出的是阎连科的两个短篇《革命浪漫主义》和《柳乡长》。《革命浪漫主义》讲述的是一个如其长篇《受活》般荒诞不经的故事，其语言风格又像另一部长篇《坚硬如水》：如水狂泄的恣肆汪洋与其说是语言狂欢不如说是一种失控的自我膨胀。小说似乎在戏仿“文革”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腔，但叙述总是轻易地滑出那个时代特定的生活逻辑和语言规范，这就使所谓“戏仿”无法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荒诞的寓言”，而是沦为一场荒唐的胡闹。比如，小说中的营长为了劝说美丽的姑娘嫁给又红又专却粗鲁丑陋的三连长，竟然说：“什么董存瑞、邱少云，其实哪一个都不如我们三连长。董存瑞不就是在万般无奈时把一个炸药包举在了头上嘛，……”这种酒桌“段子”式的油腔滑调虽然今天到处流传，但当时的人们却不会说，要是有人说了也会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为军人的阎连科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实在不是由于无知，只是太漫不经心。这样的漫不经心里有一种妄自尊大，它不仅是针对刊物、读者的，也是针对文学的，这是无论多么大的“大师”都不该有的。

　　《柳乡长》的主人公和主体情节均来自长篇小说《受活》，给人的感觉是从长篇小说里截下一段又兑了一些水，有些段落更几乎是原版复制。《受活》发表在《收获》2003年第6期，2004年1月又大张旗鼓地出书。半年之后，竟在《上海文学》这样著名的刊物发表如此雷同的作品，如是其他作者所为，定可告之抄袭，但作家自己所为，这笔帐该算给谁？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按“月月小说”的惯例，小说后附一篇专家评论。此次所附的是梁鸿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怕和爱》，梁先生写过大量阎连科小说的评论文章，称得上是“阎连科专家”。但对于两篇小说本文内外如此明显的问题，梁先生视而不见，而是一如既往地挖掘其意义。这不能不让人疑问，这到底是专家的批评还是熟人的批评？阎连科曾经说过一句很不给批评界“面子”的话，称他在批评界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他们见什么都说好”（见《我为什么写作——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这句话简直像鞭子一样抽在批评界每一个人身上。作为专业批评者和职业批评者，我们确实应像作家阎连科要求的那样“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否则，不要说推进当代文学向健康方向发展，就连作家和读者的起码尊重恐怕都将失去。

　　《上海文学》2004年第7期推荐篇目：朱天文：《釉下蓝》（短篇）

　　苏童：《私宴》（短篇）

　　苏童：《堂兄弟》（短篇）

　　特别推荐篇目：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华家岭》（纪事性小说）

　　《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推荐篇目：空缺

　　特别推荐篇目：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黑眼睛》（纪事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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